于连人物形象分析(3)

于连人物形象分析

两声枪响，唤回了于连真实的自我，"我将死去这句伟大的话大概已经把那些生自野心的希望一个个从他的心中拔去了。"在死牢里，由于直面死亡，于连看清了自己的一生的不幸，也看清了自己的灵魂。他对英雄主义已感到厌倦。正是在他头脑的自我的力量开始消解，变得脆弱的时候，德雷纳尔夫人发自心灵的真挚的爱情完全唤醒了他心灵的自我。于连对自己的软弱坦然面对。对爱的渴求，并让这一切毫不掩饰地袒露出来。心灵的自我完全战胜了头脑的自我，那两种自我的激烈冲突带来的痛苦也随之烟消云散。此时的于连享受到了平静的幸福。

三、冲突显现出的意义

(相关资料图)

为了便于透过复杂多绪的生活表象去发现于连这一人物形象的本质和意义，我们不妨先"向后站"，同作品拉开一点距离来看于连在其生活的四个主要场景中的感受。

在德雷纳尔市长家，两种自我的冲突掀起的情感风暴使得于连痛苦不堪。但他也有感到幸福的时刻，那是他忘记了他的野心，他的职责，与德雷纳尔夫人相处的时光。德雷纳尔夫人天使般的性情、真挚的爱情唤起了他心灵自我的力量，使他不时的感到幸福。在神学院，于连的正直与虚伪的环境发生激烈地冲突，他的生活毫无幸福可言。在巴黎，因人与人之间普遍的敌视与虚伪，于连的两种自我冲突更加激烈。此时的于连只能感受到野心得以满足后的狂喜，而真正的幸福的感觉则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的不幸达到了顶点，最终出现了病态的人格。但监狱里的于连却获得了幸福，那是心灵的自我击败了头脑的自我后，心灵世界真实的袒露。

从上述宏观粗放的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司汤达写作《红与黑》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怎样才能得到它。在《红与黑》的总目录下，司汤达用英文写了一句题词："献给少数幸福者"。这可以理解为这本书是为"少数幸福者"而写。那么谁是这"少数幸福者"呢？至少，狱中的于连是其中一个。司汤达所谓的幸福是什么？郭宏安先生在《红与黑 序》（译林出版社）中说："人还是要在社会关系中求得幸福，那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反求诸己，追求精神价值；一是承认并享受平常的幸福。于是就有贺拉斯平凡的幸福、就有司汤达的生活在巴黎，年金一百路易，读书、写字。"由此可见，司汤达是个追求平凡幸福的人。他把这种幸福观投射到于连入狱后的体验中去。监狱里，于连空前的平静，他睡得着觉，还有心欣赏监狱里建筑的优美和"令人心醉的轻盈"，注意到"很深的院子的一边从两堵墙之间的狭窄的空隙出去有一片美丽无比的景致。"这与他以前紧张、痛苦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他不再有野心，往日的奋斗、成功以及为自己设计的各种角色统统失去了迷人地光彩。他认识到"两三千法郎的年金收入，平平静静地生活在一个像维尔吉那样的山区里"是幸福的。他希望让蜉蝣延长五个钟头的生命，让它"看见并理解什么是夜"，希望自己再获得五年的生命，让他和德雷纳尔夫人生活在一起。他看清了这个社会，看清了自己不幸的根源。死亡让他卸去一切伪装和面具，露出一个真实、美好的自己。因为迎合了自己心灵的需求，于连获得了平静，同时享受到了真正的幸福。

可是为什么"幸福者"是少数？是什么阻碍了大多数的人们获得幸福呢？司汤达用于连的悲剧深刻地指出：阻碍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的罪魁祸首乃是对名誉、金钱、地位的贪欲。为了得到这些外在所谓的成功，人们不惜掷内在心灵的真实呼唤于不顾，不择手段地去获取，而结果只会使人们远离幸福，甚至造成人生的悲剧。"众所周知，司汤达非常痛恨对金钱、荣誉、头衔、权力等的贪欲。在他看来，这种贪欲是令人消沉的偶像，大多数的男人把他们束缚在利益上。空谈家、头等人物、资产者、丈夫--所有的都压抑自己，不再追求生命及生活的生气。"司汤达在《红与黑》里正是借于连的悲剧来抨击这种为外在牺牲内在，以及为了光彩的地位、壮观、头衔和荣誉而付出了"真正幸福"的不智行为。

于连曾经是这一"不智行为"的执行者，他为了获得社会所公认的成功，不惜压制来自内心真正的情感的需求，用虚伪、计谋等手段混迹于上流社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和他内心的呼唤本质上相矛盾，所以他始终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状态。虽然他实际上确是马到成功、步步高升，但却未曾尝到片刻的快乐。他的社会成功不但未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淹没了他真实的自我。因此，惟有丢弃那种世俗的关于幸福的标准，响应来自心灵的真实的呼唤，才有可能最终获得真正的幸福，否则，就永远只能徘徊于幸福的大门之外了。

司汤达正是用于连精神的分-裂与冲突来展示这一人物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于连这一人物形象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同时，也用精神冲突的结果显示了作品的主题，即"人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于连人物形象分析 [篇2]

于连出生于法国北部风气闭塞的小城维立叶尔，他出身贫民，自幼家庭贫穷，厌恶劳动，父亲对他十分的粗暴，他崇拜卢梭，接受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在一位老军医的熏陶下，他也崇拜拿破仑，羡慕拿破仑时代青年人能凭自己的才干青云直上。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如果是在大革命时期，他一定会穿上红色的军服走从军的道路，但在王朝复辟时期，这条道路已经被堵塞了，当他看到神父能拿到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收入，就决定穿上黑色的教会服，通过教会的门路向上爬。他背熟一部拉丁文的《新约全书》和墨士德的《教皇传》作为向上爬的敲门砖，以虚伪作为唯一的武器来适应社会。他常常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把自己的真实感情深藏起来，他崇拜拿破仑，却在人前诋毁他，他不信神，却装出一副虔敬天主的样子。

于连有着十分敏锐的贫民意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钱。”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时刻刺激着他，他惟恐自己出身贫民而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蔑。于连18岁时，西朗神父介绍他作市长家的家庭教师，在听到市长给他的待遇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佣人。”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吃饭呢？”他因为意识到自己地位的低下，所以他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丑陋观察的十分透彻，怀着强烈的愤懑。在市长家他所感受到的是“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他虽然痛骂他们所取得的肮脏的财富和建立在这种财富之上的享乐，但同时又渴望着这种财富和享乐，不断追求。这是他矛盾性格的体现。

于连时刻在反抗着这个社会，他的性格中为实现自我价值而进行的反抗也占有很大的比重，他不断与现实生活发生着冲突，这都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

在于连的性格中还有深刻的恋母情结，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的恋爱上。于连和德.瑞纳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情贯穿了整个小说，但是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他和德.瑞纳夫人的这段感情。通读全本小说，我们便再也不能把于连对德.瑞纳夫人的感情单纯定格在爱情上，因为这中间包含着太多对于母爱渴望的成分。童年的经验会对人的一生产生深切的影响，于连在童年时就失去了母亲，也就失去了母爱，他是在粗暴的父亲及蛮横的哥哥的打骂下长大的他俊美柔弱的外表与父亲的五大三粗格格不入，那么就说明这是与他早逝的母亲相象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从小失去母爱而强烈的恋母情结。他对于母亲的依恋使他一往情深的爱着比他大十多岁的德.瑞纳夫人，这体现在他对德.瑞纳夫人手的迷恋上。全书中大约有12次描写于连对于德.瑞纳夫人手的迷恋。他亲吻德.瑞纳夫人的手，一方面是出于自我征服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母亲的手的向往，于连对于手的依恋仿佛婴孩在母亲的抚摸下感受温暖和呵护，是对童年时代母爱的情愫的一种回放似体验，他对漂亮的德.拉莫尔小姐就没有过这种期望与举动。恋母情结还体现在对山洞的依恋他在看望好友富凯的路上，翻越大山时发现在一面几乎垂直的峭壁上有一个小山洞，他进入山洞，他说：“在这里，谁也伤害不了我。”用弗洛伊德来分析一下，这是典型的年轻主人公回归母腹的现象，如同婴孩一样在母腹的保护下自由自在，不受打扰。就连到最后于连因为知道了德.瑞纳夫人写的信而对她开枪都是强烈的恋母情结的反映：于连和德.瑞纳夫人的感情是建立在纯洁、平等、真诚的基础之上的，而德.瑞纳夫人的信则毁灭了这一基础，割断了俩人精神的联系，于连的恋母情结是如此的浓烈，所以他无法容忍如同母亲的爱人对自己的背叛，无法容忍自己有过的纯洁爱情受到玷污，无法容忍自己心中高尚的德.瑞纳夫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于是他举起了枪，而且在开枪后也没有想过要逃跑，他选择死亡，同时也是选择了对于母爱的回归。

于连是世界人物画廊里的一个经典形象，由于他复杂的性格也历来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此做的也不过是一个粗浅的分析，我想随着时间的打磨和人生阅历的增加我会对这部作品和于连的性格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