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住房保障法

三要明确政府如果不作为的法律责任。最近几年，尤其2007年以来，政府对住房保障要达到的目标作了很多细化规定。比如国务院“24号文”提出，“面积 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中低价位、中小套型住房用地的年度供应量不得低于居住用地供应总量的70%”等，还要求地方政府“都要制订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工作目标、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住房建设规划，并向社会公布”。中央政府可以把这些目标的落实情况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以及升迁联系起来，但这需要有法律依据，否则难以真正落实与执行。这方面可以借鉴法国在住房立法上设定“可抗辩权”的做法。2007年1月17日，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法案，承诺增加住房建设投入，在法国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该法案规定，从2008年12月1日起，在住房申请没有收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5类住房困难户——无房户、将被逐出现住房且无法重新安顿者、仅拥有临时住房者、居住在恶劣或危险环境中的人以及与未成年子女同住且住房面积不达标的人，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如问题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四要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责任分工，以及参与落实住房政策过程的各种公营、非公营主体的法律地位与责任。一般各国住房政策，都是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包括提供土地和组建公营租房公司，但同时中央政府帮助提供实施住房政策的融资。如美国20世纪50—70年代的公共住房建设、80年代以来的住房津贴实验、住房券计划都是联邦政府出资，包括有关驻地方的联邦住房机构的有关行政开支都是由联邦预算中出。英国、荷兰、瑞典等国的住房补贴与公共租房公司虽然是由地方操作，但融资都是基本来自中央政府。这样做的必要性是在于避免因地方贫富不均而造成住房政策落实能力的分化。由于我国(在城市范围内)是三级政府管理体制，在中央、省、市之间如何划分好住房保障的责任分工，是《基本住房保障法》立法中的重要课题。有关住房保障的投融资机制以及财政预决算编制、税收、信贷、土地供应、开发管理与城市规划等在立法中也应该得到明确说明。

　　此外，美国有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局(HUD)，新加坡有住房发展局。因此，是否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一套专门的机构，来专职负责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协调、指导、监督各地落实，是立法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五要阐明住房保障与资助的群体范围。住房保障范围很值得考量，不同国家也是有不同思路。英美系国家通常是“选择性”住房保障，只针对穷人、弱势群体开放廉价公共租房和提供住房补贴，而以瑞典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则是“普世原则”，在法律上就要求让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租金受控制的公共租房，不刻意造成群体居住割裂和居住分化。这当然跟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理念有关。对中国来说，需要明确到底收入和住房困难到什么样程度的人，政府从道义上和法律上有责任、有义务加以援手和干预。农民如何享受住房保障，进城的农民工如何享受住房保障，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六是关于具体的方式方法。比如经济适用房是否要坚持，是否要各地在住房供应中占有一定比例的经适房，共有产权的保障房如何设计，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如何开展;这几个保障形式以谁为主，什么比例结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存在“两难”。如果规定太死，全国一刀切，不利于根据地方自身特点而采取有效措施;但如果完全放任地方政府去自行决定，又会导致一些官员打着“住房保障”的旗号而为部门或个人谋私利，这中间的平衡一定要掌握好。

　　基本住房保障法-意义

　　1、住房保障法是一部民生保障法

　　“衣食住行”乃是人立之于世的基本需求，居住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安居乐业”、“民生安康”一直以来都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就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势头来说，它已不是一个以消费为主的市场，而是在朝着以投资和投机为特征的资本市场方向发展。一边是大多数家庭无法承受的高房价，一边是楼市的火爆景象，这种非理性的“繁荣”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的表征。在此背景下，如何保障广大人民的居住需要得到满足，特别是如何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住有所居”，成为住房保障法起草的主要动因，也成为住房保障法规制的重点。

　　2、住房保障法是市场经济运转的纠偏机制

　　住房保障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住房采取的是配给制。随着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福利分房制度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