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原子能机构

拟应急计划以及适当的法规;

　　为处理核事故和辐射紧急情况人员制定适当的培训方案;

　　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转达援助请求及有关的资料;

　　拟订适当的辐射监测方案、程序和标准;

　　对建立适当的辐射监测系统的可行性进行调查;

　　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向缔约国或请求援助的成员国提供为初步评估事故或紧急情况而拨出的适当资源;

　　在出现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为缔约国和成员国斡旋;

　　成绩

　　自成立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保障监督和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先后主持制定了《及早通报核事 故约》、《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核安全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料管理安全联合公约》、《修订〈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议定书》和《补充基金来源公约》等一系列与核安全、辐射安全、废物管理安全标准有关的国际公约，包括参与制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监督条约的实施。

　　由于成绩卓著，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该组织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以表彰他们在阻止核能在军事领域内的使用以及在和平利用核能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

　　直至2008年底，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成员国在如何解决伊朗核问题上存在分歧。代表欧盟的英、法、德三国和美国坚持要求伊朗立即停止铀浓缩活动，否则将把伊朗核问题上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解决伊朗核危机。

　　日本强震

　　2011年3月16日，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常驻维也纳国际机构代表中根猛15日向共同社透露，日本政府已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最快数日内派出专家小组帮助应对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电站事故。预计IAEA将首先派出环境监测小组。

　　IAEA此前曾表示，若接到日方的具体派遣请求将做出回应。IAEA总干事天野之弥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称“将尽早派出”。日本政府希望在国际机构的协助下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并从中立的立场获得事故评估。

　　中根表示，由于核电站附近已很难接近，最初预计将派遣小规模的专家小组，同时强调称，希望其尽早进入事故现场。

　　日本政府14日请求IAEA派出专家小组，双方目前正在就工作场所和期间等细节展开协商。[3]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15日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表示，日本大地震对日本核电设施造成破坏，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包括核电在内的和平利用核能项目。

　　他强调，我们“需要稳定的能源供给，需要应对气候变化”，而在这些方面，核电提供的机会远远大于它带来的风险。天野之弥还表示，和平利用核能提供了治疗癌症的可能，提供了廉价能源，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这些事实都不会因为此次日本大地震造成的事故而发生改变。

　　总干事

　　

　　穆罕默德·巴拉迪 (Mohamed M. El Baradei) 1942年生于埃及。20世纪60年代，他在开罗大学获得法律学士学位。1971年和1974年，他又先后获得纽约大学国际法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1964年，年仅22岁的巴拉迪进入埃及外交部，开始其外交生涯。此后，他两次在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

　　1984年，已积累了丰富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巴拉迪进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工作。1984至1987年，他先后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驻联合国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法律顾问和法律部主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外关系部主任等职。由于工作出色，他1993年被任命为负责对外关系的助理总干事。1997年12月1日，巴拉迪接替前任瑞典人布利克斯，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2001年9月获得连任。在此期间，他先后经历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核危机的严峻考验。2005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一致同意巴拉迪继续担任该机构总干事，任期为4年。

　　巴拉迪会懂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已婚，有一子一女。

　　1998年7月和2002年1月曾来华访问。

　　与中国的关系

　　1984年，中国政府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递交了接受规约的接受书，成为该机构正式成员国。20年来，中国参与了该机构一些国际公约的制定工作，并与该机构签署了一系列公约和协定。

　　1984年1月1日，我国政府递交了接受机构规约的接受书，成为正式成员国。

　　1986年，我国参与制定并签署了《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1988年9月，中国与机构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监督的协定》，1989年9月18日生效。

　　1988年12月，我国参加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主持制定、并由其总干事保存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1990年6月22日，我国与机构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援助协定》。

　　1994年9月，我国签署了《核安全公约》。

　　1997年5月，在机构特别理事会上，中国声明接受机构“93+2”计划的某些具体措施，并承诺将在适当时候与机构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使这些措施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