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主义

印度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度，绝大数人都信仰宗教，宗教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在这里，单纯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说教是很难把民众发动起来的。而甘地的非暴力学说正是以印度教神学和伦理观为基础又结合现实需要的一种民族主义斗争学说，它的浓重的宗教色彩和“坚持真理”的斗争方法，对广大的印度民众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因此对发动民众投身民族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再加上甘地本人高尚的人格、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处处深入群众、身先士卒的模范行为，就更使广大下层群众对他的学说和信仰深信不疑。在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曾用苦行精神训练了15万非暴力志愿者。在第二次不合作运动中，甘地精选了2500名志愿者步行向丹地盐场进军，这些赤手空拳的志愿者面对殖民者的警棍和铁棒，毫无惧色，一批人被打倒在地，另一批又挺身而上，仍保持着原来的队型。在第三次不合作运动中，不仅甘地和国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逮捕，而且还有大批民众陆续被捕入狱。仅在1941年上半年，被捕人数就达2万多，这些以甘地精神武装起来的“坚持真理者”，手持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誓死如归，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走进监狱。应当说，是在甘地的宣和传教育下，成千上万的民众才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提高了爱国热情，奋不顾身地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对此，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圣雄甘地唤醒了他的三亿同胞，动摇了大英帝国。”

　　2、为国大党提供了斗争武器，使国大党转化为具有群众基础的政党

　　以提拉克为首的国大党激进派领导的1905—1908年的反英斗争被殖民当局镇压以后，印度的民族运动处于低潮。国大党虽然还坚持“印度自治”的目标，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斗争策略。原来激进派领导的各种秘密武装组织，主张暴力斗争，但因为它们热中于暗杀和恐怖活动，都被镇压下去。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由于缺乏广大民众的支持，也没有实际效果。当时，国大党正处于低沉和举步为艰的状态。1919年，甘地在领导印度人民反对罗拉特法的斗争中，广泛发动群众并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和成功。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受到国大党多数人的赞许和承认。1920年，国大党通过决议，正式接受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并把它作为争取印度自治的手段。从此，国大党找到了一种比其他合法斗争更为有利的斗争策略和思想武器。尽管许多国大党领导人在理解和运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时，与甘地有分歧和矛盾，但是这种斗争方式始终被国大党所采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国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脱离广大群众，只是少数人进行了某些改良性质的斗争。虽然以提拉克为首的一批激进派领袖主张发动群众，但是随着1908年这批领袖的被捕入狱，国大党又陷入了脱离民众的深潭之中而不能自拔。直到1920年，甘地领导国大党发动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国大党的领袖和成员才真正深入到农村和工厂中，了解民众的疾苦，宣传和鼓动广大下层群众投身到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中。从那时起，大批农民和工人加入国大党，国大党在民众中威信才逐步提高。尼赫鲁曾评价甘地说：“甘地第一次踏进国民大会党组织，就立刻把国民大会党的党章完全改变了。他把它变得民主化，并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 现在农民大量涌进来了，在这种新的装束下，国民大会党开始像一个掺杂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成分的庞大农民组织。这种农民性质还在增强，产业工人也进来了...... ”“甘地领导下的国民大会党成为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组织。”

　　3、给英国殖民统治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促进民族独立的进程

　　在非暴力不合作和文明不服从运动中，甘地动员起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投入到反英的斗争行列中，他们放弃殖民当局授予的职位和头衔，抵制法庭和学校，抵制英货，开展游行、集会、罢工、罢市和罢课的斗争，甚至抗税、抵制和不服从各种不公正的法律等，这些大规模群众行动给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也给其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例如，在1922年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甘地大力提倡农民开展手纺运动，抵制英货，结果使英国纺织品的进口下降了28%，而印度自产的纺织品却猛增27%。这不仅打击了英国殖民者的嚣张气焰，而且大大地提高了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和民族自信心。另外，甘地是学习法律的，他经常研究殖民当局的法律和政策，然后加以利用，在政治上不厌其烦地与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进行周旋，讨价还价。在广大民众的声援和支持下，甘地常常通过多种斗争方式，迫使英国殖民当局作出让步。总之，甘地发动亿万群众参加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给殖民统治造成强大的威胁和压力，促进了它的瓦解，加速了印度民族独立的进程。

　　消极

　　1、甘地常以违背“非暴力”原则为由，中止运动，挫伤群众的斗争积极性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始终包含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开展不合作运动，就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当广大群众被发动起来后，他们的斗争无疑会触及殖民当局的利益，殖民当局就会镇压这种斗争;这种镇压又会引起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这种反抗不可避免地会冲破“非暴力”的束缚，出现以暴力对暴力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甘地是什么态度呢?甘地把他的非暴力原则看作是神圣不可动的，因此他宁愿停止不合作运动，也不允许群众破坏他的“非暴力”原则。甘的这样做法，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甚至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例如1922年2月，当第一次不合作运动蓬勃发展时，一个叫曹力曹拉的小村庄发生了暴力冲突，愤怒的村民放火烧死了22名警察。甘地得知此事，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就公然宣布中止了全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只因这个偶发事件，甘地就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了冷水。

　　2.“非暴力”原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方式符合国大党的政治需要，所以国大党接受了这种策略，并把它作为实现印度自治的手段。首先，国大党可以利用“不合作”的斗争，发动广大群众，对殖民当局施加各种压力，迫使殖民当局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作出让步。其次，他们也可以利用“非暴力”的原则，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控制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内，不允许群众运动出现“过激”行为。因为“过激”行为，就会破坏国大党与殖民当局之间的“某种关系”，影响他们与殖民当局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法完全代表了国大党的利益，一方面可以用它对殖民当局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它控制群众运动。在印度民族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有几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正蓬勃发展时，甘地却以某些群众的“过激”行为而中止运动，因此极大地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开始后，群众运动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迅猛发展，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爆发了袭击兵工厂和武装起义等暴力行动。甘地认为这违反了“非暴力”原则，于1931年3月5日，便与印度总督欧文签定了“德里协定”，宣布暂时停止不合作运动。

　　虽然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学说在印度民族运动中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但是两者比较起来，还是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否认或低估甘地和他的学说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尽管非暴力学说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某种消极影响，但是它对动员广大印度民众投身民族斗争、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最终获得民族独立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