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他一向倡导经济学家的任务首先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认识不透，改造也是胡改造。此观点曾引起不少的误解甚至是微词，有人认为张维迎主张的是让经济学家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但他的真正用意是希望经济学家能够以独立的、中性的态度来对待学术，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不要迫不及待用之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因为现实的改造不是凭善良的愿望与虚荣的冲动可以解决的，对理论认识的肤浅与急躁，急用先学，半生不熟，都很可能对现实产生误导。而一个心态平静、享受理论研究快感的学者则更不容易让热情来代替理智，或为政治漩涡所吞噬。张维迎坚信，经济学研究应该提供给世人一箱子工具，而不是急于开一纸政策药方，经济学家要拿出磨得精亮的上手的工具，对改造世界才能有益。现在很多人总讥讽理论没用。张维迎认为，你认为没用那是你没懂，没吃透。任何现实的存在都会在理论上得到反映，好的理论则是提供给现实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经济学家当然也研究政策，但政策建议应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说，他自己的政策建议都不过是理论的延伸而已。

　　张维迎主张理论研究一定要彻底，不避实就虚，更不应该向现实妥协，因为妥协是政策的问题。他的研究风格向来犀利，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痛处。在最初双轨制的研究中，他就曾以，一个“放派”的姿态与“调派”有过争执。他对腐败问题的独到见解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在现行体制下，腐败是一种激励机制，一种“次优安排”。他关于国家作为股东不能保证把最有才能的人选拔在经营者岗位从而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队伍的论述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很多人说张维迎的文章理论深度很强，但似乎不代表主流。确实，他研究问题从未一知半解，他不附庸主流，或许他根本不在意主流与否，他的主流永远是学术本身。他坚信，他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的。

　　张维迎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讲都妙趣横生。他特别爱用比喻，把一个复杂的概念或思想形容得十分生动易懂。他那著名的“月亮与树萌”的童话把一个深刻的监督理论讲得很到位;他有关国有企业的国家股份化改革是“在马背上划白道道制造斑马”的比喻，他的“第三者插足”的改革思路，等等，已成为不断被人们引用的例子。在中国经济学界，张维迎被公认为最善于用类比来解释深奥理论的人。他的类比常常是信手拈来，但又都是那样地贴切，令人称绝!他的类比如同他的理论一样，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独创。由于善于运用类比，他的观点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读者认为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当然，类比本身并不是理论，但没有他那样深刻的思想，是不可能有他那样富有色彩而贴切的类比的。张维迎有着陕北农民式的纯朴和幽默，他主张讲问题要尽量讲大白话，他认为，再深奥的理论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表达不出来就是你还没有搞懂。在介绍莫里斯教授和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时，张维迎用了一句外行都能明白的话：如何让人说真话，如何让人不偷懒。可谓道出了信息经济学的精髓。

　　在这个功利与浮躁的时代里，成名成家已不再困难，但张维迎因此特别告诫自己和他的学生们，要用一些“信号”把自己与“柠檬”(次品)区别开来。他不太主张研究生期间便急于发文章，他认为这个阶段是打好基础的关键阶段，适宜多读多看，多思考多讨论，把理论吃透，不做夹生饭。他说，写文章不是创造思想，而是把已经形成在脑子里的思想拿出来。要写的是自己真想说的话，自己相信的东西，有话便说，说便直说，不要没话找话，更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让别人因为看多了你的名字才记住你，要让人看了你的文章而记住你的名字。”或许我们可以说，“张维迎这个名字确实已成为高质量文章的品牌。

　　面对大量学子出国求学，张维迎表示理解和支持，而正如他当初毅然回国一样，他至今认为搞学术的人必须有自己的第一推动力。他反对“西方经济学”这个说法，因为经济学提供的是一种分析人类行为方式的认识工具与方法，“西方经济学”的说法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不能搞经济学。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开始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前人积累的东西后人必须好好吸收，当然，这里的“前人”也包括中国人。张维迎强调理论研究宁可小而精，不要动不动创立什么体系，因为那是后人来盖棺论定的东西，不是自己应该追求的，他要求学生们有良好的技术训练和培养一种对现实事物的感知力，因为这是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必备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