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

经成长为农村流动人群的主力：他们“新”在年轻，“新”在没有务农经历，“新”在对城市生活更强的憧憬和向往，“新”在更少的家庭负担。

　　面对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我们的一些城市仍然“我自岿然不动”，无动于衷，甚至有个别城市还想着法子，拆迁“城中村”，让流动人群无容身之地，从而企图变相地迫使他们离开。我们仍然看不到农村流动人群如何分享城市发展、繁荣的成果。不少城市并没有把农村流动人群作为中低收入者看待，低保、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这些为城市中低收入者设计的福利政策都没有他们的份儿。

　　尽管国务院曾专门为农民工发过文件，要求流入地政府解决农村流动人群子女的上学问题，但是不少城市的教育部门仍不能解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

　　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一方面想永久地离开农村，不愿返回农村生活定居，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没有“家”的感觉，找不到融入城市的钥匙。城市对他们构筑起一道道屏障。一些城市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改造“城中村”，让农村流动人群没有了就业机会和安身之所，从而让他们自动离开。事实上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只要仍然存在城乡二元差别和地区差别，那么城市的繁荣就会吸引农村流动人群向城市流动。如果一个城市如此无情地对待为其繁荣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村流动人群，那么农村流动人群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报”它呢?它又将怎样实现和谐呢?和谐社会何以可能呢?

　　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不会“坐以待毙”，总要寻找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在城市社会的排斥下，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社会。他们在城市主流社会找不到认同和价值的肯定，而转向自己群体的认可，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凭借着老乡、亲戚朋友等传统资源，去维持他们内部的秩序，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在不少城市，已经形成同一个县或省来的人生活在一起、集中在同一个行业的现象，甚至出现各种老乡团伙，占据一方天地。

　　有研究者研究发现，最近农村流动人群上访少了，并不等于他们面临的问题比以前少了，而是他们更多地借助于其内部的非正式力量和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城市排斥的结果。城市的排斥，使得农村流动人群更倾向于挖掘内部的传统资源，去构建他们的生活秩序和圈子，去支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生存。长此以往，城市将形成双重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当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城市居民也就不会有安稳的日子。

　　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果出现，每个城市都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将农村流动人群排斥在外，不能再继续把他们仅仅当做“过客”，新一代农村流动人群的出现和壮大，已经让城市没有多少时间去享受流动人群的“红利”了，继续靠农村流动人群的廉价劳动维持繁荣和发展的余地将越来越小。因此，只有给予农村流动人群以基本的市民待遇，让他们分享城市改革、发展和繁荣之成果，一个城市才能真正实现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的理想，才能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卖苦力”到“拼智力”，从城乡两栖到定居城市，从单向涌入城市到开始回乡创业，中国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面临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